译文
我放声吟诵楚辞,来度过端午。此时我漂泊在天涯远地,是一个匆匆过客。异乡的石榴花再红,也比不上京师里的舞者裙衫飘飞,那般艳丽。没有人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意,慷慨悲歌后,只有一身风动凉过。万事在如今,只是空有一身老病在。墙东的蜀葵,仿佛也在嘲笑我的凄凉。杯中之酒,看起来与往年相似,我将它浇到桥下的江水,让江水会带着流到湘江去。
注释
午日:端午,酬:过,派遣。
节序:节令。
“榴花”句:言舞裙比石榴更红。这是怀念昔时生平岁月之意。
戎葵:即蜀葵,花开五色,似木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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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词是陈与义在公元1129年(建炎三年)所作,这一年,陈与义流寓湖南、湖北一带;据《简斋先生年谱》记载:“建炎三年己酉春在岳阳,四月,差知郢州;五月,避贵仲正寇,入洞庭。六月,贵仲正降,复从华容还岳阳。”又《宋史。陈与义传》载:“及金人入汴,高宗南迁,遂避乱襄汉,转湖湘,踚岭桥。”这首《临江仙》所反映的是国家遭受兵乱时节,作者在端午节凭吊屈原,旧怀伤时,借此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。
词一开头,一语惊人。“高咏楚词”,透露了在节日中的感伤必绪和壮阔,胸襟,屈原的高洁品格给词人以激励,他高昂地吟诵楚辞,深感流落天涯之苦,节序匆匆,自己却报国无志。陈与义在两湖间流离之际,面对现实回想过去,产生无穷的感触,他以互相映衬的笔法,抒写“榴花不似舞裙红”,用鲜艳灿烂的榴花比鲜红的舞裙,回忆过去春风得意、声名籍籍时的情景。公元1122年(宣和四年),陈与义因《墨梅》诗为徽宗所赏识,名震一时,诸贵要人争相往来,歌舞宴会的频繁,可想而知。而现在流落江湖,“兵甲无归日,江湖送老身”(《晚晴野望》),难怪五月的榴花会如此触动他对旧日的追忆。但是,“无人知此意,歌罢满帘风”,有谁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呢?高歌《楚辞》之后,满帘生风,其慷慨悲壮之情,是可以想象的,但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痛苦心情。从“高咏”到“歌罢”一曲《楚辞》的时空之中,词人以一“酬”字,交代了时间的过渡。酬即对付、打发,这里有度过之意(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诗:“但将酩酊酬佳节”)。在这值得纪念的节日里,词人心灵上的意识在歌声中起伏流动。“节序匆匆”的感触,“榴花不似舞裙红”的怀旧,“无人知此意”的感喟,都托诸于激昂悲壮的歌声里,而“满帘风”一笔,更显出作者情绪的激荡,融情入景,令人体味到一种豪旷的气质和神态。
词的下阕,基调更为深沉。“万事一身伤老矣”,一声长叹,包涵了作者对家国离乱、个人身世的多少感慨之情!人老了,一切欢娱都已成往事。正如他在诗中所咏的,“老矣身安用,飘然计本”(《初至邵阳逢入桂林使作书问其地之安危》),“孤臣霜发三千丈,每岁烟花一万重”(《伤春》),其对自己岁数的悲叹,与词同调。“戎葵凝笑墙东”句,是借蜀葵向太阳的属性来喻自己始终如一的爱国思想。墙边五月的葵花,迎着东方的太阳开颜。“戎葵”与“榴花”,都是五月的象征,词人用此来映衬自己旷达豪宕的情怀。“戎葵”虽为无情之物,但“凝笑”二字,则赋予葵花以人的情感,从而更深刻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。虽然年老流落他乡,但一股豪气却始终不渝。这“凝笑”二字,正是词人自己的心灵写照,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最后三句写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满腔豪情,倾注于对屈原的怀念之中。“酒杯深浅”是以这一年之酒与前一年之酒比较,特写时间的流逝。酒杯深浅相同,而时非今日,不可同日而语,感喟深远。用酒杯托意而意在言外,在时间的流逝中,深化了“万事一身伤老矣”的慨叹。突出了作者的悲愤之情。情绪的激荡,促使词人对诗人屈原的高风亮节的深情怀念,“试浇桥下水,今夕到湘中。”面对湘江作者祭酒的虔诚,加上这杯中之酒肯定会流到汨罗江的联想,因而滔滔江水之中,融合了词人心灵深处的感情。从高歌其辞赋到酹酒江水,深深地显示出词人对屈原的凭吊,其强烈的怀旧心情和爱国情感,已付托于这“试浇”的动作及“桥下水,今夕到湘中”的遐想之中。
元好问在《自题乐府引》中说:“世所传乐府多矣,如……陈去非《怀旧》云:‘忆昔午桥桥下(应作上)饮……’又云‘高咏楚辞酬午日……’如此等类,诗家谓之言外句。含咀之久,不传之妙,隐然眉睫间,惟具眼者乃能赏之。”以此词而论,吐言天拔,豪情壮志,意在言外,确如遗山所说“含咀之久,不传之妙,隐然眉睫间”。读者从对“天涯节序匆匆”的惋惜声中,从对“万事一身伤老矣”的浩叹中,从对“酒杯深浅去年同”的追忆里,可以领略到词人“隐然眉睫间”的豪放的悲壮情调。黄升说《无住词》“语意超绝,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”(《中兴以来绝句妙词选》卷一),指的也是这种悲壮激烈的深沉格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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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与义(1090-1138),字去非,号简斋,汉族,其先祖居京兆,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,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(现在属河南)。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(1090年),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(1138年)。北宋末,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,同时也工于填词。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,却别具风格,尤近于苏东坡,语意超绝,笔力横空,疏朗明快,自然浑成,著有《简斋集》。
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维年月日,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,以羊一、猪一,投恶溪之潭水,以与鳄鱼食,而告之曰:
昔先王既有天下,列山泽,罔绳擉刃,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,驱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后王德薄,不能远有,则江汉之间,尚皆弃之以与蛮、夷、楚、越;况潮岭海之间,去京师万里哉!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,亦固其所。今天子嗣唐位,神圣慈武,四海之外,六合之内,皆抚而有之;况禹迹所揜,扬州之近地,刺史、县令之所治,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?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。
刺史受天子命,守此土,治此民,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,据处食民畜、熊、豕、鹿、獐,以肥其身,以种其子孙;与刺史亢拒,争为长雄;刺史虽驽弱,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,伈伈睍睍,为民吏羞,以偷活于此邪!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,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。
鳄鱼有知,其听刺史言:潮之州,大海在其南,鲸、鹏之大,虾、蟹之细,无不归容,以生以食,鳄鱼朝发而夕至也。今与鳄鱼约:尽三日,其率丑类南徙于海,以避天子之命吏;三日不能,至五日;五日不能,至七日;七日不能,是终不肯徙也。是不有刺史、听从其言也;不然,则是鳄鱼冥顽不灵,刺史虽有言,不闻不知也。夫傲天子之命吏,不听其言,不徙以避之,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,皆可杀。刺史则选材技吏民,操强弓毒矢,以与鳄鱼从事,必尽杀乃止。其无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