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有一个卖酒的宋国人,酒的分量很足,对待顾客十分恭敬有礼貌,酿造的酒也很好喝,卖酒的标帜挂得很高很显眼,然而酒就是卖不出去。酒都发酸了,他对此感到很奇怪,于是去问他所熟识的邻居长者杨倩。杨倩说:“你家的狗很凶猛吧?”卖酒的说:“狗凶猛,为什么酒就卖不出去呢?”杨倩说:“因为人们害怕它呀!有人让小孩带着钱,提着酒壶去买酒,狗就迎面扑上来去咬他,这就是你的酒酸了也卖不出去的原因。”国家也有猛狗。有才能的人怀着治国之术,想要用它使大国的君王明察起来;有的大臣就是恶犬,迎面扑来咬他们。这就是国君所以受蒙蔽,受挟制的原因,也是有本领的人不能被重用的原因啊!
注释
酤:卖。后文“或令孺子怀钱挈壶而往酤”中意为“买酒”。
升概甚平:容器量酒量的很平,意思是“分量很足”。升概,装酒的器具,此处指量器。
遇:对待,招待,引申义,本义是逢。
谨:恭敬,小心,这里指有礼貌。
为:酿造。
县帜甚高:卖酒的标志挂得很高很显眼。县,同“悬”。帜:幌子、酒旗,引申义,本义是旗帜。
不售:卖不出去。
怪:意动用法,对……感到奇怪。
故:原因。
或:有人。
孺子:小孩子。
挈:携带。
迓:迎接
龁:嚼而吞为龁,此处是咬的意思。
道:本领。
明:作“白”解,禀陈。
万乘之主:指国君。乘:兵车,引申义,本义是登,升。
为蔽:蒙蔽挟制。这里作被动用法。
用:被动,被重用。▲
启示
这则寓言故事由卖酒的浅显事物而推论臣治国的高深道理,用恶犬、猛狗来比喻那些伤害忠臣、阻挡忠谏的佞臣、权奸,指臣正是这些邪恶小人蒙蔽、挟持了君主,使他们听不见治国的良策,亲近不了敬献忠言的贤臣。谨得国之昌盛,就谨“清君侧”、除恶狗。这便是“狗猛酒酸”的深刻道理。
评价
狗恶与酒酸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,但在韩非的笔下,两者竟奇妙而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关及。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章条理的谨严和严密的逻辑性。
文章开头这样来形容卖酒的店家:“升概甚平,遇客甚谨,为酒甚美,悬帜甚高”,一连四句排比,句法齐整而且每句都用一个“甚”字,极力渲染臣酒店各方面的优点。这与下文酒卖不臣去而变酸的如果形成强烈的对比,一下子把矛盾推到读者的眼前。确实,对此不仅店主谨百思不解,读者也不免急切地等待下文。作者请长者杨倩来解答,但妙的是他没有正面回答,而反问了一句似乎离题万里的话:“汝狗猛耶?”突兀如奇峰骤起,显臣韩文峻削的本色。经过反复推问后,才落到因为狗凶猛咬人造成无人敢来打酒的因果关系。行文曲折而带锋颖,饶有气势,增强了论辩分析中的折服力。
韩非以生活中极普通的事例,深刻地说明了封建社会中君、臣和有道之士之间的关系,道人所不能道,生动、精辟,富于现实意义。在现实生活中,确有许多看上去孤立存在的没有联系的事物,但却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制约起作用,切不可掉以轻心,这便是这则寓言给我们的有益启示。▲
韩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(约公元前281年),卒于秦王政十四年(公元前233年),韩非为韩国公子(即国君之子),战国末期韩国人(今河南省新郑)。师从荀子,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,政论家和散文家,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,后世称“韩子”或“韩非子”,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天地果无初乎?吾不得而知之也。生人果有初乎?吾不得而知之也。然则孰为近?曰:有初为近。孰明之?由封建而明之也。彼封建者,更古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而莫能去之。盖非不欲去之也,势不可也。势之来,其生人之初乎?不初,无以有封建。封建,非圣人意也。
彼其初与万物皆生,草木榛榛,鹿豕狉狉,人不能搏噬,而且无毛羽,莫克自奉自卫。荀卿有言:“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。”夫假物者必争,争而不已,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。其智而明者,所伏必众,告之以直而不改,必痛之而后畏,由是君长刑政生焉。故近者聚而为群,群之分,其争必大,大而后有兵有德。又有大者,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属。于是有诸侯之列,则其争又有大者焉。德又大者,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封。于是有方伯、连帅之类,则其争又有大者焉。德又大者,方伯、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人,然后天下会于一。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,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,有诸侯而后有方伯、连帅,有方伯、连帅而后有天子。自天子至于里胥,其德在人者死,必求其嗣而奉之。故封建非圣人意也,势也。
夫尧、舜、禹、汤之事远矣,及有周而甚详。周有天下,裂土田而瓜分之,设五等,邦群后。布履星罗,四周于天下,轮运而辐集;合为朝觐会同,离为守臣扞城。然而降于夷王,害礼伤尊,下堂而迎觐者。历于宣王,挟中兴复古之德,雄南征北伐之威,卒不能定鲁侯之嗣。陵夷迄于幽、厉,王室东徙,而自列为诸侯。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,射王中肩者有之,伐凡伯、诛苌弘者有之,天下乖戾,无君君之心。余以为周之丧久矣,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。得非诸侯之盛强,末大不掉之咎欤?遂判为十二,合为七国,威分于陪臣之邦,国殄于后封之秦,则周之败端,其在乎此矣。
秦有天下,裂都会而为之郡邑,废侯卫而为之守宰,据天下之雄图,都六合之上游,摄制四海,运于掌握之内,此其所以为得也。不数载而天下大坏,其有由矣:亟役万人,暴其威刑,竭其货贿,负锄梃谪戍之徒,圜视而合从,大呼而成群,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,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,天下相合,杀守劫令而并起。咎在人怨,非郡邑之制失也。
汉有天下,矫秦之枉,徇周之制,剖海内而立宗子,封功臣。数年之间,奔命扶伤之不暇,困平城,病流矢,陵迟不救者三代。后乃谋臣献画,而离削自守矣。然而封建之始,郡国居半,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,秦制之得亦以明矣。继汉而帝者,虽百代可知也。
唐兴,制州邑,立守宰,此其所以为宜也。然犹桀猾时起,虐害方域者,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,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。州县之设,固不可革也。
或者曰:“封建者,必私其土,子其人,适其俗,修其理,施化易也。守宰者,苟其心,思迁其秩而已,何能理乎?”余又非之。
周之事迹,断可见矣:列侯骄盈,黩货事戎,大凡乱国多,理国寡,侯伯不得变其政,天子不得变其君,私土子人者,百不有一。失在于制,不在于政,周事然也。
秦之事迹,亦断可见矣:有理人之制,而不委郡邑,是矣。有理人之臣,而不使守宰,是矣。郡邑不得正其制,守宰不得行其理。酷刑苦役,而万人侧目。失在于政,不在于制,秦事然也。
汉兴,天子之政行于郡,不行于国,制其守宰,不制其侯王。侯王虽乱,不可变也,国人虽病,不可除也;及夫大逆不道,然后掩捕而迁之,勒兵而夷之耳。大逆未彰,奸利浚财,怙势作威,大刻于民者,无如之何,及夫郡邑,可谓理且安矣。何以言之?且汉知孟舒于田叔,得魏尚于冯唐,闻黄霸之明审,睹汲黯之简靖,拜之可也,复其位可也,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。有罪得以黜,有能得以赏。朝拜而不道,夕斥之矣;夕受而不法,朝斥之矣。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,纵令其乱人,戚之而已。孟舒、魏尚之术莫得而施,黄霸、汲黯之化莫得而行;明谴而导之,拜受而退已违矣;下令而削之,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,则相顾裂眦,勃然而起;幸而不起,则削其半,削其半,民犹瘁矣,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?汉事然也。
今国家尽制郡邑,连置守宰,其不可变也固矣。善制兵,谨择守,则理平矣。
或者又曰:“夏、商、周、汉封建而延,秦郡邑而促。”尤非所谓知理者也。
魏之承汉也,封爵犹建;晋之承魏也,因循不革;而二姓陵替,不闻延祚。今矫而变之,垂二百祀,大业弥固,何系于诸侯哉?
或者又以为:“殷、周,圣王也,而不革其制,固不当复议也。”是大不然。
夫殷、周之不革者,是不得已也。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,资以黜夏,汤不得而废;归周者八百焉,资以胜殷,武王不得而易。徇之以为安,仍之以为俗,汤、武之所不得已也。夫不得已,非公之大者也,私其力于己也,私其卫于子孙也。秦之所以革之者,其为制,公之大者也;其情,私也,私其一己之威也,私其尽臣畜于我也。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
夫天下之道,理安斯得人者也。使贤者居上,不肖者居下,而后可以理安。今夫封建者,继世而理;继世而理者,上果贤乎,下果不肖乎?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。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,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,以尽其封略,圣贤生于其时,亦无以立于天下,封建者为之也。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?吾固曰:“非圣人之意也,势也。”